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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薪者徐玲玲，一个职场 “海王”。
最高纪录时，一个月内，她同时入职 28 家公司，和丈夫的月薪超过 60 万元。夫妻俩只花了三年，用骗来的钱在上海宝山买了别墅。
她的一天如此度过：
6 点起床化妆，7 点出门。白天，游走于上海各大写字楼，到不同金融公司打卡签到，或参加新的面试。晚上，穿梭于酒会交际应酬。奔碌的一天往往结束于凌晨，有时半夜 3 点才到家。
三年里，徐玲玲和丈夫入职过 300 多家公司。被警方抓捕时，她还在杭州面试。
我是在一则新闻里看到这些信息的。生活中，年轻人都在讨论工作如何痛苦，内卷、失业、“狗屎工作”，这是当下人们对打工的普遍感受。
—— 然而徐玲玲，在下沉的金融圈如此腾挪，一路风生水起，她是怎么做到的？
我来到上海，找到了破获这起案子的上海公安局浦东分局经侦支队。我一度以为，这只是一个猎奇的个案，是像电影《猫鼠游戏》那样的高智商犯罪。随着采访深入，这起骗局的辐射范围越发壮大，我相继见到听闻过此案的律师，受骗公司的老板，还被拉进一个有 40 个受害成员的 “反职业混底薪联盟” 群。
虽然最终没有见到囹圄之中的徐玲玲本人，一部完整的上海滩金融圈行骗实录，逐渐丰满起来。可是，除了匪夷所思的犯罪手法和受害公司的荒唐遭遇，好像总有一个更大的东西包裹着这一切。
直到我在上海的最后一次采访。那是在陆家嘴金融中心的一座高档写字楼里，距离黄浦江只有 1 公里。江风一吹，都是金钱流逝的声音。
就像有人形容，在华尔街，贪婪可以算是一种义务，而问题出在那些制造贪婪的激励机制上。这句话挪用在此，也不为过。
一些面过徐玲玲的人还记得，她个头不高，打扮普通，人倒是十分健谈。
陆凡是上海一家影视公司的老板，和徐玲玲第一次会面是在 2022 年 3 月。当时他公司的新电影项目需要融资，急招 12 位销售，希望他们能找来客源、拉来投资，并且不用打卡坐班。徐玲玲是应聘者之一。
如今回忆，陆凡会形容徐玲玲 “油嘴滑舌”。但在当时，无论谈吐表现，还是业务能力，面试官们都认为她非常适合。陆凡问起工作计划，她对答如流，细致地描述了如何制定客户的资产配置方案。
在徐玲玲面试的另一家公司，一位基金经理对她的印象是，“非常有底气”—— 当公司要求一个月做出 500 万的销售成绩，徐玲玲主动加码：500 万太少，我要签 3000 万。
一年多以后，徐玲玲出现在法治节目《东方 110》上，已经是在看守所里了。她扎着短马尾，面部糊着马赛克，侧对镜头重演如何在面试中反客为主。她自如地吐着 “台词”：
“马云是怎么实现自我价值的？宁可当鸡头，不可当凤尾。我是要跟你共同创业的，没有我，你的格局就那么小。”
为完成对老板们的理论激励，她会抛出杀手锏：
“5 万、10 万你融到什么时候去，我可以帮你融到一个亿。”
一位招聘者坦言：“招销售嘛，文凭和谈吐什么都不是最重要的，无非就是你能给公司带来利润。”
凭借能为公司带来巨额利润的底气，在那个影视业被疫情重击、资金流潺如游丝的早春三月，徐玲玲顺利进入了陆凡的公司。
同批招进来的还有其他 9 名销售，简历上商业银行、信托、资本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从业经验起步，行头打扮一副 “背景” 过硬的样子：
有人开着 100 万起步的保时捷卡宴来面试；
也有自称从英国留学归来的女面试者，穿着正装，一身的 LV 和 Gucci；
还有一个着西装的中年男人，留小分头，自称家里是做生意的。陆凡看他派头十足，挺像个有资源的 “富二代”。
有背景、自带资源，这大概是身为销售最大的职场美德。后来浦东经侦支队四大队副大队长董裕平向我介绍，这些骗薪者惯用的一招是，提前准备一份所谓的 “高净值客户名单”，面试时向公司老板们 “亮剑”。
这样的名单通常异常详细，包括客户的名字、身份证号码、联系方式，甚至还有 “家里有房子几套、存款多少”。言下之意：我手握 “高净值大鱼”，就看你要不要一起赚钱了。
老板们只能惊鸿一瞥，很难有当场核实的机会，一番宏愿却被似有若无地撩拨起来。
于是陆凡把这批看起来不错的销售招了进来，试用期底薪 8000 元，转正后 15000 元。对方主动提出先不用交社保，“他们说试用期万一过不了，转进转出很麻烦，对自己的征信也不好”。背调也做得很粗放，“学历很多是大专或者三本，我们也懒得去查”。
“我当时想的反正招的人也不多，先试用一个月，我们看一下到底是人是鬼。” 陆凡回忆道。
后来真相还是让他打了寒颤：这批招来的 12 个销售里，11 个都是 “鬼”。
去年 12 月，上海浦东警方接到报案，一家金融公司称遇到了骗子，说发现有试用期将满的员工，同时也在其他公司上班。
那是徐玲玲的 “同行”，一个叫洪凯的求职者，31 岁。他同样能说会道，有着某大银行工作的光鲜履历，手握不少人脉资源，多是上市公司的 “董监高”，也应聘的销售岗。
后来，洪凯同样在《东方 110》上披露了他的面试秘笈：“我一下子能够讲十几个产品，从一级讲到二级，怎么从 A 轮到 B 轮，到 pre-IPO 上市，我都能讲清楚。行家一张嘴，就知道有没有。”
几乎每位受访对象都会承认，这些人称得上是 “面试高手”。一位受访者更是没好气地说，他们应该开个培训班，给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传授面试经验。
很快，洪凯带着另外 8 个销售人员以团队形式入职。洪凯的底薪 3 万，外加 20% 的销售提成。公司对他很是倚重，直接将一个 2000 万的融资项目交给他的团队负责。
平日里，他们 9 人不用坐班，只参加例会，其余时间都在外面 “跑客户”—— 至少工作日志是这么写的，“今天见了 10 个客户”，“客户有多少资金”，“资金什么时候到位”。蒙在鼓里的老板总觉得那叫 “希望”，一种让人心甘情愿等一等的美丽东西。
“其实并没什么很复杂的作案手法。” 经侦支队四大队民警黄迪诚对我说，这些销售表面上在 “跑客户”，实则去了下一任公司面试，还能顺手拍张照片给现任公司说，“你看，我在走访这家公司”。
又等了一个多月，洪凯们进一步夯实希望，带回来 20 多位 “客户”。喜迎客户大驾，公司办了一场隆重的产品推介会。老板注意到，那天客户们十分捧场，将会场的果盘、瓜子大把塞进口袋。
陆凡的公司也有过类似经历。
虽然刚招来徐玲玲们就碰上疫情，工资白发了 3 个月，但去年 6 月 8 日复工后，12 位销售相继带投资 “客户” 上门了。客户年龄在 30-60 岁之间，有男有女，大多一口流利的上海话。
他们似乎对陆凡的电影项目很感兴趣，又不会提太多专业问题，有的甚至连项目标的也不关心，爽快地拿走合同，说要投 1000 万。唯有一位瞻前顾后 —— 事后证明，只有他是真客户。
陆凡察觉到不对劲，又鬼使神差地打消了念头。“可能是销售的业务能力比较强，他们自己把投资人搞定了。” 这位影视从业者自我安慰着。
直到某天早晨，他的助理走进办公楼，瞧见一个销售躲在楼梯下，低声训斥一位 “客户”。助理悄悄上楼告诉了陆凡。
陆凡的头脑突然亮堂：可能遇到 “倒江湖的” 了。
而在洪凯就职的公司，虽也看似宾客盈门，三个月试用期过去，该团队实质业绩为 0。说再见的时刻到来了 —— 他们的 “盈利模式” 就是快速滚动迭代，同时骗取多家公司的试用期工资，到期走人。
就在老板打算辞退他们的时候，洪凯的手下误给 HR 发了一张离职证明 —— 他及时撤回了，还是被看得一清二楚 —— 是另一家公司开具的证明，入职时间却和本公司一致。
老板联系上对方公司，双方一碰，原来洪凯他们同时挣两份工资。
不久，陆凡通过朋友拿到一份 “行业黑名单”—— 是一些金融企业私下汇总的 “混底薪” 员工名单。名字一对，公司好几个 “销售” 赫然在列。陆凡这才晓得，徐玲玲和那个梳着小分头的 “富二代” 原来是夫妻，一对 “骗薪伉俪”。
黑名单牵出了更多的受骗公司，也说明徐玲玲伉俪背后，藏匿着一个浩大的 “骗薪江湖”。
浦东警方调查取证时，有的老板大吃一惊，毫无意识原来之前被人骗了。也有较真的老板选择报案，结果骗薪者魔高一丈，闹事、耍赖，还有人为了追讨工资扬言在公司跳楼的。
浦东经侦支队四大队副大队长董裕平解释说：“企业举证很困难，需要证明他入职的时候，是伪造的简历、学历、客户资源，还要证明他入职以后请的群众演员不是真实的客户，等等。”
苦于没有真凭实据，之前很长一段时间，这类刑事犯罪案件都被装进了普通劳动纠纷的范畴。
徐玲玲的丈夫就被告过 13 次，也打过 13 次劳动仲裁官司，回回胜诉。
为什么骗薪者总能胜诉？上海市亚太长城律师事务所律师钱元昌向我分析：现行《劳动合同法》偏重于保护劳动者，即使应聘者有欺诈手段，订立的劳动合同无效，但只要上过班，工资还得发。
像掐住猫的后脖颈一样，这些骗薪者拿准了中小企业老板们的软肋：
渴望 “融 1 个亿”；喜欢主动提出 “不交社保” 的员工，能省一笔是一笔；很少严格背调 —— 即便调查，留下的前公司联系人和公章也是假的；怕惹事，怕劳动仲裁的记录上了企业信息系统，留下 “经营风险” 的黑历史……
但这一次，浦东经侦没有放过洪凯这条 “大鱼”。
警员对他们的社保信息做了初步排查，像是找到线头，轻轻一拽，蛛丝马迹浮出来：洪凯在三年里换了二十多家公司，其他人也是如此。往往是洪凯先入职一家公司，过段时间，他的手下跟着入职。
之后，警员们调查了洪凯等人的银行流水：过去两三年里，一共有百余家公司给他发过工资，平均每月十家左右，金额从几千元到 3 万元不等，时长最短的一个月，最长的半年。有时，团队其他人还会将工资收入的 20% 转给洪凯。
直到今年 3 月，警方总共查了七十多个嫌疑人的 2000 多个银行账户。最后，装证据的盘就有 8TB。
—— 这一切，指向某种完美犯罪模型的浮现。
经侦支队四大队民警黄迪诚告诉我，上海警方目前发现最早的骗薪案例发生在 2013 年前后。嫌疑人的太太学过设计，包揽了假证制作。他流窜于上海各区，“闷声发大财”。
直到 2018 年左右，“职业骗薪” 初具规模。随着金融行业不够景气，他们又转移到了互联网乃至实体行业，“侵蚀的速度非常快”。
他们甚至发展出一整条 “产业链”，在上游伪造银行流水、简历证书等入职材料，在下游有大把 “群众演员”，扮演高净值客户出席，全方位把戏做足。
到今年，被捕的嫌疑人也将骗薪自诩为 “行业” 了。像徐玲玲这种 “经验丰富”、“能力强” 的，还发展了下线。上线负责分享面试经验，提供机会，伪造材料；下线 “假装工作”，再回馈工资的 20%-50% 给上线。
行业进一步繁衍细分。就连最下游的群演，也有不同的角色和定价。接背调电话的，5 块钱一通；参加产品推介会的，站台费四五十块；出席洽谈合同的，一百块不等。群演大多是五六十岁的退休人士，“赚点菜钱”。
截至目前，包括徐玲玲夫妇和洪凯在内，上海警方一共抓捕了超过 161 名犯罪嫌疑人，涉案金额超过 1.3 亿元。有经营者向警方诉苦，不单是亏损了二三十万工资，还耽误了产品的销售时机，错失窗口期。
与之对应的，是超乎想象的离奇案情：
一家公司招聘，欲招 80 个销售，实招 80 个骗子 —— 相比之下，遇见 11/12 骗子的陆凡，算不上损失惨重。
还有一个骗薪者，先让女朋友应聘某公司 HR，入职后，再把他和同伙招进去。
陆凡进了一个有 40 人的沪上受骗公司群，听说群里的 “榜一大哥” 被骗了半年多，损失一两百万。
还有的公司已经倒闭了。它们的身影，彻底消失在萧瑟寒冬里。
至此，我像是跟着办案的侦探走出了迷宫。可总有一块模糊不清：
这些犯罪嫌疑人，他们到底是谁？
陆凡接触过的 “徐玲玲团伙” 里，有两三个年轻人貌似底层出身，学历有限，像是经过培训的工具人。还有一些人，的确有学识和金融工作经验，看起来和正常从业者没什么不同。陆凡不知道他们究竟哪一步走错了。
直到警方来调查，上海某私募合伙人施孝春才得知一个离职员工的确是骗子。他记得那人 “履历很棒”，“专业度很高”，“形象很憨厚”。面试时穿了西装三件套，皮鞋锃光瓦亮，“一看就是外资银行待过的”。
施孝春现在仍然认为，那个骗子应该曾是一个正常的金融从业者，“不是一开始就想着去诈骗的那种”。
在锒铛入狱之前，骗薪者曾和陆凡有过一场集体的 “内心告白”。
那是陆凡拿到 “行业黑名单” 查清一切后，他决定摊牌。
那天，长桌上，每个座位前放了一份打印好的资料，是陆凡从别家公司获取的证据 —— 劳动合同、会议纪要、工作日志，码得整整齐齐。
面对证据，一个 “很会面试” 的 “男同事” 吓哭了。徐玲玲面如死灰，但看不透她心底在想些什么。
那天晚上，陆凡接到好几通骗薪者的电话，无非是拜托老板放过一马。唯有一个女孩的电话让他印象深刻。
那女孩先前来陆凡的公司面试过，最后没有入职。她自述生于 1994 年，留学归来后，赶上 P2P 行业火热，便入行了。拉来亲朋好友一起投钱，结果筹款全打了水漂。她自觉走投无路，成了骗子。
陆凡记得女孩的声音有些颤抖，她低声下气地说自己实在是 “没有办法”。
陆凡私下里打听，女孩家里的确有过那么一遭。
警方也表示，在已抓获的嫌疑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原来从事 P2P 行业。
2007 年，P2P 进入中国市场，一度成了互联网金融创新的标志。高峰时期，全国实际运营的 P2P 机构约有 5000 家。2015 年左右，多米诺骨牌开始倒下，一些公司相继垮台、爆雷。直到 2020 年 11 月，P2P 行业彻底清零。
施孝春告诉我：“P2P 之后，个人投资者对市场的投资信心受到影响，其他合规类的股票基金、债券基金、股权投资等资产类型公司也出现了波动。”
很难估量其间多少人被殃及，沦为 “金融难民”。
“P2P 爆雷后，一些从业者的客户亏得血本无归，他们变成了徒有经验，却没有任何资源开拓客户的人。” 施孝春说，过去，这些可能是底薪一两万，年薪 50 万往上的人。
经济势头好的时候，“高管”、“94 年海归女孩” 借着时代的光，在高收益的金融业顺风顺水，不惜加大杠杆，在上海背上昂贵的车贷、房贷，以拥有世人眼中符合身份的配置。
当潮水退去，高处的生活何以为继？曾经用来装点门面的一切，立刻变成巨大的负累。更别提那点脆弱的虚荣心了。
“其中一部分人，最早也是两眼充满光和希望的打工人，并不是龙勃罗梭笔下的 born criminal（天生犯罪者），” 接触过骗薪受害者的律师钱元昌说，“但他们最终拿捏了金融销售的漏洞，踏进深渊。”
施孝春最早在银行工作。赶上了金融业枝繁叶茂的阶段，他和同事相继离开铁饭碗，想在金融圈搏一把。2014 年，同行们聚餐，坐满了三桌。酒桌上，一个友人问施孝春，假如客户投来 200 万，他一年能赚多少佣金。
施孝春回答，6000 块。
友人的筷子朝桌上一敲，先比了两根手指，然后四根，看着施孝春的眼睛，说：“我们这儿，24 万。”
谨慎的人心知肚明，收益如此，这类公司的金融产品一定有问题，但那友人却一脸笃定。
“他能不知道这东西是骗吗？”9 月底的上海阴雨连绵，施孝春坐在办公桌前，沏了一杯茶，说，“只不过他有一个侥幸的心态。”
等到 2019 年再聚会，当年的三桌人只能坐一桌了 —— 有人离开了，也有人 “进去了”，包括那个 200 万能提成 24 万的朋友。
我在搜索引擎上查询，金融人应当信奉的第一定律是什么。答案不一而论，“利润最大化”，“时间的价值效应”，“保住本金”。后来，我在一本写华尔街的书《大空头》里找到一句很朴素的答案：要在众人皆醉的时候，保持清醒。
施孝春的办公室位于陆家嘴金融中心。这块占地 31.78 平方公里的区域，容纳了 50 多万金融从业者，区域经济总量超过 6300 亿元。窗外，是一片玻璃大厦的丛林，西装革履的人们行色匆匆。好像轮盘转起来，随便一指，某个门面背后就是数以亿计的生意。
“陆家嘴有很多优秀的金融公司，都没有牌面的。因为做理财投资，要看成本和利润。” 施孝春继续说道，“如果把所有的成本都花在了包装上面，势必利润要高，风险也一定会大，对吧？”
这句话也是对骗薪案的映射。施孝春说，金融业向来不拒绝能 “带单入职” 的 “资源咖”、“富二代”。而骗局得以存续的条件之一是，骗薪者借由精美的包装，让老板误以为低本高效地找到了对的人 —— 譬如那个 “可以帮你融到 1 个亿”，还不用交社保的徐玲玲。
“我其实很忙的，” 被抓后，徐玲玲忍不住向警方自证，“我每天早上眼睛睁起来，我就出去面试了，晚上很晚回来，中饭也顾不上吃。”
她确实 “敬业”，怀孕也没停下。她在 A4 纸上记录了自己每个月入职的公司，入职时间、岗位信息、简历资料，一个月一本文件夹，台账明明白白。
勤奋的 “打工人” 不止她一个。一位受骗老板纳闷，招聘刚发出去一二十分钟，就有人投来简历了，还那么对口 —— 骗薪者整日盯着 Boss 直聘等招聘平台，以稳固的频率刷新着页面。到了旺季，“高手” 一天能面试三五家公司。
就像一群在下行扶梯上奋力 “攀登” 的人，误以为只要 “跑得快”，就能逆流而上，抓住幻梦。
施孝春有时和业内朋友聊天，说自己能坚持到现在不是因为条件多优秀，而是 “胆子小”。
他的笑里透出一些苦涩，又说，“第二是运气好”。他幸运地顺应了潮水的正确流向。
他见过很多自信的金融人，跳槽时没看准，抑或出于某种 “富贵险中求” 的危险心理，进了错误的公司，做了错误的选择。
杯子里的茶叶打着旋儿沉在杯底。如履薄冰。
施孝春咂摸了一口茶水，最后说道：“这一行，一秒天堂，一秒地狱。”
文中陆凡、徐玲玲、洪凯为化名
本文插图均为 AI 绘制
来源：凤凰网 ，作者王之言